汉明帝尊师文言文注释 汉明帝尊师文言文启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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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宋明儒学尊师重道典故

一、汉儒:尊师有余,重道不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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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孔子后,历经春秋、战国,至秦始皇一统天下。在这二三百年里,儒学为天下所知,儒生被天下所敬,但儒家思想并没有得到贯彻实施。

秦尚法家,依法家兴起,以法家治国。秦帝国的法律十分细密而严苛,这有利于推行各种巩固中央集权的措施,同时也给百姓带来了极大的苦难。百姓对秦的严刑酷法怨声载道,而儒生们宣扬“仁政”,更照显了秦始皇的“不仁”,损害了统治者的利益。于是,秦朝首开先例,实行了历史上最为臭名昭著的“焚书坑儒”。很多儒家经典书籍被毁,众多儒生被坑杀。秦始皇不仅“焚书坑儒”,还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下达“挟书令”,凡藏有儒家书籍者皆治罪。儒学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。

当时,有一个儒生叫伏生,他是孔门弟子轌子贱后裔。秦始皇“焚书坑儒”时,伏生是秦王朝博士顾问团成员。他冒着生命危险,暗中将《尚书》藏在房屋墙壁的夹层内,逃过了焚烧之难。随后秦末大乱,伏生离乡背井,到处漂泊。直到汉初世事安定后,伏生才回到家中,取出《尚书》。由于水浸虫蛀,百篇《尚书》大多被毁,只剩下二十九篇。伏生把残存的《尚书》抄录整理,广招弟子进行传授。“学者由是颇能言《尚书》,诸山东大师无不涉《尚书》以教矣。”(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)

《尚书》亦称“《书经》”,是孔子“删诗书,定礼乐”之后成书的,原文一百篇,由孔子编纂并为之作序,是我国最早的散文总集。它记载了春秋之前的上古历史,如尧、舜、禹的治国公文,以及夏、商、周三代官府处理国家大事的重要公务文书,这对研究上古文化、政治、历史意义非凡。《尚书》是我们中华民族文明与文化的源泉,它每失传一篇,都是中华文明的巨大损失。当时,若无伏生冒死拯救,《尚书》就可能如《乐经》一般遗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了;后来,若无伏生讲授,人们也很难领会其义。正是“汉无伏生,则《尚书》不传;传而无伏生,亦不明其义”[1]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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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朝初立,山河凋零,百废待兴。汉高祖刘邦吸取秦亡教训,采纳西汉杂儒陆贾“逆取顺守,文武并用”(《汉书·陆贾传》)的统治方略,倡导儒学,“行仁义,法先圣”(《新语》),同时辅以黄老“无为而治”的治国策略,百姓得以修养生息。随后出现了“文景之治”的盛况,国家富有,百姓丰衣足食、夜不闭户、路不拾遗。至汉武帝时,采纳董仲舒等儒生的建议,实施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。正是“仓廪实而知礼节,衣食足而知荣辱”,汉民族的凝聚力、向心力前所未有地强大。

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,但于道统,实际上汉儒并未取得突破性进展。汉儒兴盛主要表现在“章句之学”大兴,涌现出一些经学大师。至东汉,“章句渐疏,而多以浮华相尚,儒者之风盖衰矣”(《后汉书·儒林列传》)。

汉儒衰微原因主要有三:一是“儒学官学化”。汉代儒生学习儒学(经学)是为了做官,学完之后就懈怠。二是儒生被卷入政治斗争,成为牺牲品,如“党锢之祸”。三是儒学被统治者利用,渐渐地虚伪化、形式化、支离化。以董仲舒为首的汉代儒学吸收融合了阴阳家、黄老之学、法家思想,主张“天人感应”“君权天授”“三纲五常”等,这与先秦儒学有很大的不同。至汉末,儒学大有被黄老学说替代之趋势。

汉朝有“尊师”传统,如礼震才请求替师受刑、汉明帝自始至终敬爱老师桓荣等,自上而下的“尊师”风气给百姓树立了好榜样,但汉朝并不“重道”。儒家“道统”传承在汉代中断了。

汉文帝刘恒想找研究《尚书》的学者进行讲授,满朝内外竟无一人,听说伏生能讲,便准备召他进朝传授。此时伏生已九十多岁高龄,几乎不能行走,文帝只好让主管宗庙礼仪、文化教育的晁错亲自到济南伏生家中学习。伏生一直是口授《尚书》,由于年事已高、言语不清,讲的是方言,晁错很难听明白。即使有伏生的女儿羲娥在一旁代为解说,晁错十之二三依然听不懂。经过数月努力,晁错终于将《尚书》学完并记录下来。这是用当时通行文字写定的《尚书》,故被称为“今文《尚书》”,以区别于发掘出来的、保持上古语言特征的“古文《尚书》”。

伏生还曾传《尚书》于弟子欧阳生。欧阳氏将《尚书》代代相传,到第八代欧阳歙时形成了“欧阳尚书派”,慕名而来拜师者有千人之多。后来欧阳歙参与政治斗争,病死狱中,“欧阳尚书派”的传承也就断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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几百年后到了汉末,才出现名士郭太(也作“郭泰”)和经学大师郑玄。

郭太,字林宗,山西太原人,东汉末年著名儒士。郭林宗家境清贫,幼年丧父,母亲含辛茹苦将他抚养成人。为养家糊口,母亲托人给他在县衙找个差使,但他素有大志,不愿与衙门的鄙猥小人为伍,遂未依母命,而是出门拜师学习,先后拜访多人。经过刻苦学习,他学有所成,成为当时的名士,人称“有道先生”。很多人慕名前来求学于他。

有一个叫魏昭的人,年幼时见过郭林宗,很认同他,逢人便说“经师易遇,人师难遭,愿在左右,供给洒扫”,后来终得如愿。郭林宗体弱多病,魏昭就亲自熬药侍奉。有一次当魏昭端着煮好的药进来时,郭林宗便呵责他药太烫。魏昭于是出去再熬了一次送上来,郭林宗又嫌药太苦。如此三翻四次。当魏昭再次端着新熬的药进来,而且并没有不好的脸色时,郭林宗才笑着说:“我以前只看到你的外表,今天终于看到你的真心啦!”于是便将毕生所学全部传授给了魏昭。魏昭最终成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学者。

郑玄(127~200年),字康成,北海高密(今山东省高密)人,汉末经学大师。他自幼勤奋好学,熟读经史,不尚虚荣,天性务实。十二岁时随母亲到外祖家做客。在座的客人都衣着华美,能言健谈,很有派头。唯独郑玄默默独坐,其母见状,感觉颜面无光,私下提醒他要显山露水,表现阔绰。郑玄却不以为然,说这样庸俗的场面“此非我志,不在所愿也”(《后汉书·郑玄列传》)。

后来郑玄出任乡啬夫,他勤恳踏实,抚恤孤苦,甚得乡里好评,不久便晋级升官。可他不愿以吏谋生,一心向学,休假日不回家,到学校向先生请教各种学术问题。其父极力反对,一再督责和训斥,他却不改志向。最后郑玄干脆辞职进入太学授业,并拜师求学,专心研读《京氏易》《公羊春秋》《九章算术》等,俱通达。

郑玄又去拜东郡张恭祖为师,学习《周礼》《礼记》《左传》《韩诗》《古文尚书》等。他读书非常精细,认真圈点评注。每有所得,就在书上写眉批,见解十分独到。为了求学,他到处寻师。山东有名的学者他几乎问遍了仍不满足。听说关中有个马融精通经史,学识渊博。于是,他千里迢迢到关中跟随马融学习。马融学生有四百多人,亲自进入课堂听讲的仅五十余人,多是学识水平较高者。郑玄在马融门下,三年不得相见。马融只是派学业成就优异的学生去教他。郑玄并不因此失望,仍然夜以继日发愤读书,孜孜不倦,学识有了很大的长进。

一天,马融召集弟子考论图纬,遇到许多问题不能解答。听说郑玄善于计算,于是召见他。郑玄才思敏捷,回答准确,计算迅速。马融和其他学生都很惊奇,赞叹不止。郑玄借此机会,把几年来在经学上的疑难问题全部提出来,马融一一作答。郑玄顿开茅塞,心里非常高兴。解答完毕,郑玄就和老师马融告别返回山东。这就是“郑玄千里求师”的故事。

汉代时兴经学,学生的学习内容主要是“六经”。给“六经”作注的人很多,各持己见,洋洋几十万言,却往往言不及义,阅读起来不得要领,无所适从。郑玄综合诸家所见,刊改漏失,删繁就简,使“学者略知所归”,减少学习难度,深受学生欢迎。

汉末乱世,郑玄“隐修经业,杜门不出”,潜心钻研,以“述先圣之元意”“整百家之不齐”为己任,著书立说。他一生著述甚丰,所注释有《周易》《尚书》《毛诗》《仪礼》《礼记》《论语》《孝经》《尚书大传》《中候》《乾象历》等,又著《天文七政论》《鲁礼褅袷义》《六艺论》《毛诗谱》《驳许慎五经异义》《答临孝存周礼难》等共计一百多万字。郑玄兼修今古文,融会古今学说,见解独到,注释翔实,义据通深。郑注集当时经学之大成,融古文今文为一炉,逐渐成为“天下所宗”的儒学典范。唐初作《五经正义》时,多采用郑注。

纵观有汉一代,儒家“道统”传承中断,学统仅停留在整理、收录、考证、注解上。这与汉代儒学先天不足有很大的关系。

喻焕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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