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蓝田性急阅读答案 王蓝田性急文言文翻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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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义庆为何把兴趣转移到“文学”上

《世说新语》的作者,是南朝刘宋的临川王刘义庆。也有推测说,书其实是他的门客们写的。

《宋书》卷五十一,有刘义庆的传。

刘义庆是刘宋开国皇帝宋武帝刘裕的侄子,他少年时颇有英气,善于骑马,还曾被刘裕夸奖说:“此吾家丰城也!”传说西晋的时候,丰城县有剑气冲天,后来果然找到了古代神兵干将、莫邪。因此“吾家丰城”就是我家的宝剑的意思。

但是皇帝换成宋文帝刘义隆之后,刘义庆却改了脾性:

以世路艰难,不复跨马。招聚文学之士,近远必至。

从老百姓的角度看,当时其实倒算乱世里难得安详年景。所谓“世路艰难”,其实就是皇帝猜忌亲贵的意思。

宋文帝身体不好,神经过敏,诛杀了好多大臣。宗室成员理论上也是可以当皇帝的,何况还是被先帝比喻成大杀器的人,尤其会被当作危险人物。

刘义庆显然意识到自己不怎么安全,所以辞去了握有大权的敏感职务,也不再展示任何和武勇有关的素质,倒把兴趣转移到“文学”上。

当时文学的含义比现在广泛,包括今天所谓的“文学创作”,也包括其他各种和书本有关的学问。

文学当然比军事安全,但同属文学,安全系数也有差别。比如说,要是对儒家经典感兴趣,或者对黄老道家感兴趣,就还是比较麻烦。因为儒家经典里固然都是治国大道,黄老著作里也充满“君人南面之术”,喜欢这些,还是可能被认为有野心。汉朝的时候,河间献王刘德爱儒术,淮南王刘安好黄老,就都令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看着很不爽。

法家著作更不必提了,各种厚黑权谋,一看就是阴谋家读物。历史书也不行,你一个诸侯王在那里积极吸取历史经验,是想做什么呢?汉成帝的时候,皇叔东平王刘宇想向皇帝借《史记》看,汉成帝就没借给他。

写小说才是最保险的。

古代小说的含义也和现在不同。小说是“街说巷语”“道听途说”,也就是民间流行的各种段子。段子倒不一定不是事实,关键是,段子即使是真的,价值也很有限。

从《汉书·艺文志》开始,谈到小说时,学者们往往会引《论语》里的话:“虽小道,必有可观者焉,致远恐泥,是以君子弗为也。”做编小说集这种事,等于承认自己没有远大追求,不算君子。

最早著录《世说新语》的《隋书·经籍志》,把《世说》和许多笑话集和工艺方面的书放在一起。而唐朝人编《晋书》时采纳了不少《世说》的内容,就让刘知几这样严谨的学者很不满,认为卑琐的小说玷污了高尚的正史,这些史官“奚其厚颜”,脸皮咋这么厚呢?

所以,不论《世说新语》是刘义庆本人作的,还是他组织门客编写的,都是在公开表态,我的人生,已经进入了懈怠状态。

权贵懈怠,意味着退出政治资源的争夺,降低了权力斗争的残酷性,所以值得大力提倡。至于其它挥霍,基本属于小节。

某种意义上说,《世说新语》就是一部权贵懈怠之书,它写的就是魏晋名士们没啥正经的那些事。

“意义”和“意思”

懈怠的人生没有意义,但可能很有意思。

忧国忧民的儒家经典是很有意义的,相比而言神神叨叨探讨世界本质的玄学,就显得没什么意义;同样是玄学,写一部玄学专著流传后世的意义,要大过清谈聊天说过就没了的意义;同样是清谈,思维严谨的论述,又比聊了一个通宵也不知道说了些啥有意义。

但对当时名士来说,怎样更有意思,排序却刚好倒过来。最有意思就是这样:

“向来语,乃竟未知理源所归,至于辞喻不相负,正始之音,正当尔耳!”(《文学》)

刚才聊了这么久,也不知道玄理的根本到底在哪里。但说到措辞和譬喻彼此相称,正始年间最高水平的玄谈,大概就是这样的。

清谈者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聊了点什么,围观旁听者当然更不知道。但是没有关系,聊天的状态好就好。所谓“共嗟咏二家之美,不辩其理之所在”,显然大家听得都很上头,关心讲得有没道理,那是俗,忒俗。

面对强大的敌人,有意义的当然是如何取得胜利,胜利后怎么拗造型,本没有那么重要。但《世说》关注的就是姿态。它没有讲淝水之战怎么打的,但记了这么一条:

谢公与人围棋,俄而谢玄淮上信至。看书竟,默然无言,徐向局。客问淮上利害,答曰:“小儿辈大破贼。”意色举止,不异于常。(《雅量》)

这淡定优雅的风度,成了千古绝唱。

有人说,淝水之战如果东晋败了,对谢安就会是完全不同的评价,战前他自娱自乐,对前线局势显得漠不关心的表现,都会成为罪状。

正史的写法也许会这样,但《世说新语》不会。只要谢安被俘虏或被杀的时候,表现得足够有风度,《世说》还是会赞美他的。赞美淡定的死是有“雅量”,《世说》里例证还少吗?

很多名士都非常有钱,有人有钱就极度骄奢淫逸(如石崇、王济),有人却仍然出奇的抠门(如王戎、和峤)。说实话,有钱到这个地步了,选择“汰侈”或者“俭啬”,都没什么意义,但这些故事讲起来,就是有意思。

《世说》里面,君臣对话可能是这样的:

元帝皇子生,普赐群臣。殷洪乔谢曰:“皇子诞育,普天同庆。臣无勋焉,而猥颁厚赉。”中宗笑曰:“此事岂可使卿有勋邪?”(《排调》)

晋元帝生了皇子,赏赐群臣。

有官员说,这是普天同庆的大好事,可惜臣没有功劳,拿赏赐挺不好意思的。

晋元帝说:“我生儿子,这事能让你有功劳吗?”

这是民间常有的笑话,出自君臣之间,显然有失朝廷体面,然而真有意思。

家庭生活中,夫妻对话可能是这样的:

王浑与妇钟氏共坐,见武子从庭过,浑欣然谓妇曰:“生儿如此,足慰人意。”妇笑曰:“若使新妇得配参军,生儿故可不啻如此!”(《排调》)

当爹看见儿子走过,不禁得意,说我儿子真棒。妻子接了一句:“我要是嫁给你弟弟,儿子还能更棒。”

不知道接下来夫妻俩有没吵架,反正这种涉及叔嫂关系的段子,自古以来是大家喜闻乐见的。

才女谢道韫嫁给了王羲之的儿子王凝之,瞧不上自己的丈夫。谢安作为家族长辈想安慰她,于是谢道韫回应说,我做闺女的时候,家族长辈都有谁,同族兄弟都有谁,我打小觉得,男人就应该是像他们这样优秀的。

就是说,大才女从小的生活环境,出现的男人统统都是偶像剧里的样子,所以她对男人的接受底线,自然而然就上去了。于是她来了这么一句:

“不意天壤之中,乃有王郎!”(《贤媛》)

我怎么会想到,天地之间,还有我丈夫这样的男人。

这句话,真是平平淡淡而雷霆万钧,一击就把那个男人捶进地心。

对情感咨询师来说,你这么说话,对促进夫妻关系和谐一点意义都没有,然而才女骂人,就是有意思。

王蓝田性急。尝食鸡子,以箸刺之,不得,便大怒,举以掷地。鸡子于地圆转未止,仍下地以屐齿蹍之,又不得,瞋甚,复于地取内口中,啮破即吐之。(《忿狷》)

蓝田侯王述是个性急的人。有一次吃鸡蛋,他拿筷子去戳,失败了,就大怒,拿起鸡蛋摔到了地上。鸡蛋在地上滴溜溜转,他又用屐齿去踩,又失败了。王述愤怒到极点,从地上捡起来鸡蛋,放进口里咬破,可是并不吃,而是吐掉了。

这个人败给一只蛋的故事能有什么意义?可是就是有意思。

也许在大多数人看来,有意义远远比有意思重要。这不奇怪,人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有意义,活得太踏实;一个社会也总要能发明出一点大家都相信的意义,才有凝聚力。

但下面这个判断大概也属实:“意思”的生命力,往往比“意义”长久一些。

有意义没意思的作品,也许慢慢就没了意义,而且永远不会有意思;没意义有意思的作品,很可能一直有意思。

而且换个角度看,有时原来的正面意义时过境迁变成了负面意义,原来的没意义,也就突然有了意义。譬如说,儒家思想从古代的绝对主流,变成了现代思潮大力批判的对象的时候,很多评论家的笔下,《世说新语》里许多嘻嘻哈哈的段子,就变成了“突破儒家礼教的桎梏,追求个性解放”,显得特别有意义。

诚然,《世说新语》里这点“有意思”的社会基础,寻根究底说都是民脂民膏堆出来的。但古代世界各种伟大的物质成就,哪个背后没有无数苍生的汗水和血泪?今天我们认清这一点,并不因此要把这些物质成就销毁掉,相反还要很珍惜地保护起来,去欣赏或瞻仰它。对古代的这点“有意思”,也同理对待吧。

名士宣传片

关于《世说新语》,还有个著名的说法,这是“名士教科书”。

这么说是很到位的。当然大家都应该明白,不要以为读了教科书,就真是名士了。就像通读了中学各科教材而从来不刷题,去参加高考的话分数多半会很难看。更重要的是,哈佛教科书、哈佛公开课满世界都有,哈佛录取通知书,却不会随便发。

跨过门槛的关键,往往并不在教科书里。

《世说新语》记录的信息,主要是从东汉末到东晋。这之间虽然有朝代更替,但时代的气质,却有一以贯之的地方。

这个年代,国家机器不如之前的秦与西汉强大,也不如之后隋唐以降的历朝历代。特权阶级的地位,比较稳固。东汉的特权阶级想承担比较多的社会责任,魏晋以来则认清了现实,知道自己没这个本事,于是专心做自己。但不论是进取还是放任,个人选择的意味都比较浓,体制的压迫感则比较弱。

这是魏晋名士产生的政治、经济基础。

但《世说新语》里自然不会说这些。书里倒是有人说过一个名士定义:

王孝伯言:“名士不必须奇才。但使常得无事,痛饮酒,熟读《离骚》,便可称名士。”(《任诞》)

三个标准:一,通常没事干;二,酒喝得痛快;三,《离骚》读得熟。

容易引人注意的是后两条,但其实最重要的,倒是第一条。

这在贵族或准贵族社会,可算是一个可以无视文化差异的普世标准,有人概括莎士比亚时代的英国绅士的关键要求,也是“要‘无所事事’,并把开销维持在某一显著水平上”。[1]

第一条达到了,后两条可以通融甚至置换。什么样的人才能无所事事还衣食无忧还没人能说你的不是呢?当然前提是要有祖传的社会地位和物质、精神财富。

就拿说这话的王恭(字孝伯)来说,他出身顶级高门太原王氏,是司徒左长史王濛之孙,光禄大夫王蕴之子,妹妹王法慧是东晋孝武帝司马曜的皇后。王恭起家著作佐郎,之后一路担任很清要的官职,一直做到封疆大吏。这样,王恭出门,才能取得这样的效果:

孟昶未达时,家在京口。尝见王恭乘高舆,被鹤氅裘。于时微雪,昶于篱间窥之,叹曰:“此真神仙中人!”(《企羡》)

下着零星小雪的时候,王恭坐着高车,披着鹤氅裘飘然而过。让饥寒穷困的人篱笆墙后远远看见,忍不住赞叹:“这真是神仙一般的人。”

这么看来,与其说《世说新语》是名士教科书,又不如说它是名士的宣传片。它展示的是名士们最想被别人看到的一面。

后世文人,对《世说新语》常有发自心底的喜爱。经常被举的例子如:

前面已经提到的,唐代初年的史官编写《晋书》,把《世说新语》里很多内容抄进了正史。

宋代,有人评价黄庭坚说:“黄鲁直离《庄子》《世说》一步不得。”有人读辛弃疾的词,发现他之所以能“别开天地,横绝古今”,是因为他能把文学史上的各种资源拉杂运用,而《世说新语》就是他重要的武库。如中学生要背诵的“八百里分麾下炙,五十弦翻塞外声”“休说鲈鱼堪脍,尽西风,季鹰归未”就都是用的《世说》里的掌故。

元代的散曲里,也常见《世说》里的典,而不少杂剧就是根据《世说新语》里一个故事性较强的段子扩充改编的。

明代学者胡应麟赞叹:“读其语言,晋人面目气韵,恍忽生动,而简约玄澹,真致不穷,古今绝唱也。”

直到现当代,还是这样。号称不开书单的鲁迅先生,给朋友的儿子列了一个仅有12部书的书单,其中就有《世说新语》。

文人喜欢《世说》是必然的。唐宋以后,随着皇权扩张,科举制度成熟,文化教育普及,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大大增强,魏晋那样的名士失去了社会基础,而社会上的读书人却数量激增。

也就是说,《世说》里的文化资源,和后世传统王朝的文人是共享的;《世说》里的名士特有的社会保障,是后世传统王朝的文人没有的;而《世说》名士不必介怀的体制约束,却是后世传统王朝的文人所必须忍受的。读《世说》,不生出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的感觉,才怪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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