熙宁十年秋彭城大水原文及翻译 熙宁十年秋彭城大水翻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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熙宁十年秋,彭城大水。云龙山人张君之草堂,水及其半扉。明年春,水落,迁于故居之东,东山之麓。升高而望,得异境焉,作亭于其上。

彭城之山,冈岭四合,隐然如大环,独缺其西一面,而山人之亭,适当其缺。春夏之交,草木际天;秋冬雪月,千里一色;风雨晦明之间,俯仰百变。山人有二鹤,甚驯而善飞,旦则望西山之缺而放焉,纵其所如,或立于陂田,或翔于云表;暮则傃东山而归。故名之曰“放鹤亭”。

郡守苏轼,时从宾佐僚吏往见山人,饮酒于斯亭而乐之。挹山人而告之曰:“子知隐居之乐乎?虽南面之君,未可与易也。《易》曰:‘鸣鹤在阴,其子和之。’ 《诗》曰:‘鹤鸣于九皋,声闻于天。’盖其为物,清远闲放,超然于尘埃之外,故《易》《诗》人以比贤人君子。隐德之士,狎而玩之,宜若有益而无损者;然卫懿公好鹤则亡其国。周公作《酒诰》,卫武公作《抑戒》,以为荒惑败乱,无若酒者;而刘伶、阮籍之徒,以此全其真而名后世。嗟夫!南面之君,虽清远闲放如鹤者,犹不得好,好之则亡其国;而山林遁世之士,虽荒惑败乱如酒者,犹不能为害,而况于鹤乎?由此观之,其为乐未可以同日而语也。”山人忻然而笑曰:“有是哉!”乃作放鹤、招鹤之歌曰:

鹤飞去兮西山之缺,高翔而下览兮择所适。翻然敛翼,宛将集兮,忽何所见,矫然而复击。独终日于涧谷之间兮,啄苍苔而履白石。

鹤归来兮,东山之阴。其下有人兮,黄冠草屦,葛衣而鼓琴。躬耕而食兮,其馀以汝饱。归来归来兮,西山不可以久留。

元丰元年十一月初八日记 《放鹤亭记》。

解读:

读苏轼《放鹤亭记》文,总是想起李煜,想起郭麟对他的叹息:“做个才人真绝代,可怜薄命为君王。”同样命运之叹的人还有宋徽宗,他的花鸟画成为后人追捧的艺术珍品,他独创的瘦金体也曲高难和,以至于后人无人敢问津,而成绝唱。苏轼感叹,鹤为高洁之物,而卫懿翁因此亡国;酒为败乱之饮,而阮刘因此留名。隐士之乐,与尘世之乐,所乐是否真的“未可以同日而语也”?

文章虽写放鹤亭,却从徐州大水开始。熙宁十年,即公元1077年(上海古籍版本注解为1007年,误),徐州发大水,隐居在云龙山上的张天骥也受其影响,水淹到大门一半之高。古代多为土墙,隐士所居之地,自然也不可能有多坚固,这次大水应该是摧毁了张天骥的住所。因此,第二年水退之后,张天骥在其住所之东、云龙之下重新修建了房屋,并在山之高处建了一个亭子,理由是“升高而望,得异境焉”。

苏轼的文章,极为潇洒,仿佛不经意之间,随意几点笔墨,已是万千气象,美不胜收。他在写云龙山的景色时的句子:“春夏之交,草木际天;秋冬雪月,千里一色”,便有此感。不仅文辞优美,而且意境辽阔,不觉而起雪夜访戴之意。

我曾去过徐州,惜未能登云龙山,只是有两三次在云龙湖边徘徊逗留,亦不久留。苏轼先以空中鸟瞰的方式总体概括:群山环绕徐州,仿佛如一大环,只有其西留有缺口。而张天骥的亭子,恰好就在其缺口之处,与上文“登高而望,得异境焉”遥相呼应。读到此处时,我搜索记忆中的印象:烟雨茫茫的云龙湖外,莽莽苍苍的云龙山绵延不绝,与文章暗中印证,似乎确实如此。晴空时千里无云,下雨时云起雾涌,随山势变化,风景亦有参差,苏轼所说“风雨晦明之间,俯仰百变”,大约便是这种风景吧。至于雪夜月圆,登山而上,凭栏驻望,有酒盈樽,眼前万里江山,心中千秋青史。其中之乐,却是只可意会,不可言传。

放鹤亭之名,缘自张天骥所养有两只鹤,驯养得非常好,而且善于高飞。早晨,张天骥会在西山之缺口方向放鹤,看它们在云中来去翩翩,随风飞舞,或站于田野之中,亭亭玉立。傍晚的时候,夕阳西下,云蒸霞蔚,晚舟摇曳,白鹤驾乘天边的最后一缕残红凌风而归。

或者也正是因为如此,苏轼才对人说,“子知隐居之乐乎,虽南面之君,未可易也。”隐居之人,即使给个皇帝的位置也不干啊,就好比许由,尧准备把天下让给他,可他不仅婉言谢绝,甚至认为尧的话污了他的耳朵,洗耳于颖水之畔。鹤一直是中国人的吉祥物,从《易》经到《诗经》,都因其为清远闲放之物,能够超然于尘世之外,而比之为贤人君子,尤为隐士所爱,似乎有益而无害。然而,苏轼提出质疑,说卫懿公那么爱鹤,可他却亡国了啊。苏轼又想起酒,周公和卫武公乃至上推至大禹,都曾经颁发过禁酒令,认为“荒惑败乱,无若酒者”,然而阮籍、刘伶却因此而名世。由是而观之,山林之乐,与为国之乐,确实不可同日而语啊。

张天骥虽为山人,却也有凡人之喜乐,能够得到大才子苏轼的赞美,对他来说当然开心得不行。他借着苏轼的意境,而作《放鹤》、《招鹤》之歌。客观地说,张天骥的诗词水平,较苏轼要差一大截,而且也没有完全表达出苏轼的内涵。

确实,古人确有许多爱好而误国者,有相当多的人还是雅好,比如李煜的词、宋徽宗的书画、梁武帝的修佛。然而,他们三人都因此而亡国败身。是文章书画或者佛的错误吗?可那么多文人墨客以此而名垂千古。是皇帝就不能写字画画了吗?可唐太宗、康熙皇帝的字,即使放在历史上,也是大师级的。唐玄宗的音乐才华及文化修养,也是历史级别的。至于普通之人,多少难免会有爱好,然而有人因此而成就更美好的人生,也有人为此倾家荡产,甚至不择手段。由此而可见,成败悲喜,与爱好喜本身并无关系。

俗话说,在其位,谋其政,意思是一个人在什么位置,就要做什么事情。我觉得用这话来解释上述事情更为合适。卫懿公本是国君,他的位置决定了他应该做国君应该做的事情,是以他将主要精力用来养鹤,不亡国才是怪事。唐玄宗亦是如此,当他将主国精力用于在位谋政时,所以有开元盛世;当他将主要精力用于音乐,在其位不谋其政时,所以有安史之乱。同样,隐士之乐,是因为他在隐士的位置做了隐士该做的事情,可如果他身为隐士,却心在朝廷,则难免有“翩然一只云中鹤,飞来飞去宰相衙”之讥。

人最大的快乐是满足于现在,而最大的不快乐来自于对现在的不知足。次而言之,不满足现状也不是错,追求更好也是人的本能,关键在于取舍是合乎道义。比如为官,如果是为天下苍生当然求之不得,又如赚钱,如果能够取之有道,用之于道,即使挣得再多,如子贡、范蠡,人何讥焉?

吴彦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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