与王纯甫书译文读后感 与王介甫书原文太翻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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冬日夜晚,闲来无事,再读司马光《与王介甫书》,感悟颇多,胡乱以文字记之。

与王纯甫书译文读后感与王纯甫书译文读后感

北宋神宗熙宁三年(公元1070年),时任右谏议大夫、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司马光成为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最主要干将。在这年的二月二十七日,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一封三千多字的长信,以朋友的身份劝说王安石改弦易辙,放弃变法,这就是有名的《与王介甫书》。

在信的第一段,司马光以“益者三友”入题,并以“君子和而不同”的观点告诉王安石,自己给他写这封信是坦荡荡的。同时以“直”作铺垫,要求王安石即使觉得自己说的不对,也要“谅”。第二段,司马光先将王安石大力飘扬了一番,然后当然就是“先扬后抑”,这样个人的印象才是深刻。

第三段,司马光开始进入正题,竟然以关照、保护王安石的角度说这是司马光的本意,意思是我反对你是为你好。这段话主要指出了王安石两大错误在于“用心太过、自信太厚”。然后有说了一堆关于新法的不是。本来说新法的不是,可以从客观的结果来说起,但是司马光却将这一切的不是归于王安石的“两个太过”。这就好比的说你的事干得不好,是因为你这个的人性格。这就有点让人接受不了了。

第四段,司马光指责王安石听不进去不同的意见。司马光的理由是:你王安石总贤不过孔子、孟子吧?而你王安石却以“我之见天下莫能及”的态度来标榜自己,这总是不对的吧!这点总的来说,对王安石性格刻画还是中肯的。要不然王安石的绰号也不会是“拗相公”,也不会说出千古名句“天变不足畏,祖宗不足法,人言不足恤”!其实自古以来,变法成功的难度远超于改朝换代。中国封建社会,几十次改朝换代都成功了,然而历史上十几次较大规模的变法却大都以失败告终。我相信王安石对变法的困难是有预见性的,矫枉必须过正,否则就会“矫而不正”!“三不足”就是王安石给自己熬制的一碗鸡汤!

第五段司马光斥责王安石大讲“财利之事”,并认为王安石这是背弃了儒家奉行“义利相悖时,舍利而取义”的价值主张,不配做一个读书人。其实不当家不知财米油盐贵!北宋立国不正,赵匡胤以“杯酒释兵权”的方式想杜绝军人反水。后来澶渊之盟更是树立了“以财政手段解决军事问题”的治国方略。以财政手段解决军事问题,那就必然要需要大量的钱。以北宋当时的情形而论,如果没钱,肯定很快就要开始走下坡路。正是看到解决这个问题的紧迫性,所以王安石搞起变法才有“时不我待”的紧迫感。遗憾的是,王安石变法的主张,太过超前。其变法要想成功,必须有赖于对个人财产、问题纠纷处理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并坚持能执行。这个在北宋时期是不可能的,放在今天,也只能说我们刚刚具备那个基础。于是,王安石的变法就不可能地要失败了。

在信的第六段,司马光回到与王安石的争论,为他替皇帝草拟的批答进行辩解,并将王安石逼到墙角,说他与天下人为敌,没有什么好下场。以此为基础,他给王安石指了一条路:希望王安石改弦易辙,放弃变法,这样于他的光辉形象无损。同时,司马光还以朋友的身份指出王安石用人不当,不应该使用吕惠卿这样的“谄谀之徒”,似乎还有点“先见之明”!其实,在当时情况下,主要是站队。没有站在反对者那边,当然自己就要视为是自己人。信的最后一段,司马光给王安石下了个套。意思是说, 听我司马光的话就是善人、君子;不听,就是坏人、小人!

王安石收到信以后,没有立即回复。于是司马光又接着写了两封给王安石。这才有后来王安石回复的一封信,就是《答司马谏议书》。好久我再读一遍后来分析给大家!

以下顺便抄录一下《与王介甫书》原文

与王介甫书

司马光

光居尝无事,不敢涉两府之门,以是久不得通名于将命者。春暖,伏惟机政余裕,台候万福。孔子曰:“益者三友,损者三友。”光不材,不足以辱介甫为友,然自接待以来,十有余年,屡尝同僚,亦不可谓之无一日之雅也。虽愧多闻,至于直谅,不敢不勉,若乃便辟、善柔、便佞,则固不敢为也。孔子曰:“君子和而不同,小人同而不和。”君子之道,出处语默,安可同也?然其志则皆欲立身行道、辅世养民,此其所以和也。

曏者与介甫议论朝廷事,数相违戾,未知介甫之察不察?然于光向慕之心,未始变移也。窃见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,才高而学富,难进而易退,远近之士,识与不识,咸谓介甫不起而已,起则太平可立致,生民咸被其泽矣。天子用此起介甫于不可起之中,引参大政,岂非亦欲望众人之所望于介甫邪?今介甫从政始期年,而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来者,莫不非议介甫,如出一口,至闾阎细民小吏走卒,亦窃窃怨叹,人人归咎于介甫,不知介甫亦尝闻其言,而知其故乎?光窃意门下之士,方日誉盛德而赞功业,未始有一人敢以此闻达于左右者也。非门下之士,则皆曰彼方得君而专政,无为触之以取祸,不若坐而待之,不过二三年,彼将自败。若是者不唯不忠于介甫,亦不忠于朝廷,若介甫果信此志,推而行之,及二三年,则朝廷之患已深矣,安可救乎?如光则不然,忝备交游之末,不敢苟避谴怒,不为介甫一一陈之。

今天下之人,恶介甫之甚者,其诋毁无所不至,光独知其不然。介甫固大贤,其失在于用心太过、自信太厚而已。何以言之?自古圣贤所以治国者,不过使百官各称其职,委任而责成功也;其所以养民者,不过轻租税、薄赋敛,已逋责也。介甫以为此皆腐儒之常谈,不足为思得古人所未尝为者而为之,于是财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,更立制置三司条例司,聚文章之士及晓财利之人,使之讲利。孔子曰:“君子喻于义,小人喻于利。”樊须请学稼,孔子犹鄙之,以为不如礼义信,况讲商贾之末利乎?使彼诚君子邪,则固不能言利;彼诚小人邪,则惟民是虐,以饫上之欲,又可从乎?是知条例一司已不当置而置之,又于其中不次用人,往往暴得美官。于是言利之人,皆攘臂圜视,炫鬻争进,各斗智巧以变更祖宗旧法,大抵所利不能补其所伤,所得不能偿其所亡,徒欲别出新意,以自为功名耳,此其为害已甚矣。又置提举常平广惠仓使者四十余人,使行新法于四方。先散青苗钱,次欲使比户出助役钱,次又欲更搜求农田水利而行之。所遣者虽皆选择才俊,然其中亦有轻佻狂躁之人,陵轹州县,骚扰百姓者。于是士大夫不服,农商丧业,谤议沸腾,怨嗟盈路,迹其本原,咸以此也。《书》曰:“民不静,亦惟在王宫邦君室。”伊尹为阿衡,有一夫不获其所,若己推而内之沟中。孔子曰“君子求诸己”,介甫亦当自思所以致其然者,不可专罪天下之人也。

夫侵官乱政也,介甫更以为治术而先施之;贷息钱,鄙事也,介甫更以为王政而力行之;徭役自古皆从民出,介甫更欲敛民钱,雇市佣而使之。此三者,常人皆知其不可,而介甫独以为可,非介甫之智不及常人也,直欲求非常之功,而忽常人之所知耳。夫皇极之道,施之于天地,人皆不可须臾离,故孔子曰:“道之不明也,我知之矣,知者过之,愚者不及也。道之不行也,我知之矣,贤者过之,不肖者不及也。”介甫之智与贤皆过人,及其失也,乃与不及之患均,此光所谓用心太过者也。

自古人臣之圣者,无过周公与孔子。周公、孔子,亦未尝无过,未尝无师。介甫虽大贤,与周公孔子,则有间矣,今乃自以为我之所见天下莫能及,人之议论与我合则喜之,与我不合则恶之。如此,方正之士何由进?谄谀之士何由远?方正日疏,谄谀日亲,而望万事之得其宜,令名之施四远,难矣。夫从谏纳善,不独人君为美也,于人臣亦然。昔郑人游于乡校,以议执政之善否,或谓子产毁乡校,子产曰:“其所善者,吾则行之,其所恶者,吾则改之,是吾师也,若之何毁之?”蘧子冯为楚令尹,有宠于蘧子者八人,皆无禄而多马,申叔豫以子南观起之事警之,薳子惧,辞八人者,而后王安之。赵简子有臣曰周舍,好直谏,日有记,月有成,岁有效。周舍死,简子临朝而叹曰:“千羊之皮,不如一狐之腋。诸大夫朝,徒闻唯唯,不闻周舍之鄂鄂,吾是以忧也。”子路,人告之以有过,则喜。酇文终侯相汉,有书过之史。诸葛孔明相蜀,发教与群下曰:“违覆而得中,犹弃敝蹻而获珠玉。”然人心苦不能尽,唯董幼宰参书七年,事有不至,至于十反。孔明尝自校簿书,主簿杨顒谏曰:“为治有体,上下不可相侵,请为明公以作家譬之:今有人使奴执耕稼,婢典炊爨,鸡主司晨,犬主吠盗,私业无旷,所求皆足。忽一旦尽欲以身亲其役,不复付任,形疲神困,盅无一成,岂其智之不如奴婢鸡狗哉?失为家主之法也。”孔明谢之。及顒卒,孔明垂泣三日。吕定公有亲近曰徐原,有才志,定公荐拔至侍御史,原性忠壮,好直言,定公时有得失,原辄谏争,又公论之,人或以告定公,定公叹曰:“是我所以贵德渊者也。”及原卒,定公哭之尽哀,曰:“德渊,吕岱之益友,今不幸,岱复于何闻过哉。”此数君子者,所以能功名成立,皆由乐闻直谏,不讳过失故也。若其余骄亢自用、不受忠谏而亡者,不可胜数,介甫多识前世之载,固不俟光言而知之矣。孔子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,其恕乎?《诗》云:“执柯伐柯,其则不远”。言以其所愿乎上交乎下,以其所愿乎下事乎上,不远求也。介甫素刚直,每议事于人主前,如与朋友争辩于私室,不少降辞气,视斧钺鼎镬无如也。及宾客僚属谒见论事,则唯希意迎合、曲从如流者,亲而礼之;或所见小异、微言新令之不便者,介甫则艴然如怒,或诟詈以辱之,或言于上而逐之,不待其辞之毕也。明主宽容如此,而介甫拒谏乃尔,无乃不足于恕乎?昔王子雍方于事上,而好下佞己,介甫不幸也近是乎?此光所谓自信太厚者也。

光昔者从介甫游,介甫于诸书无不观,而特好孟子与老子之言。今得君得位而行其道,是宜先其所美,必不先其所不美也。孟子曰:“仁义而已矣,何必曰利?”又曰:“为民父母,使民盻盻然,将终岁勤动,不得以养其父母,又称贷而益之,恶在其为民父母也。”今介甫为政,首建制置条例司,大讲财利之事;又命薛向行均输法于江淮,欲尽夺商贾之利;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钱于天下,而收其息。使人愁痛,父子不相见,兄弟妻子离散,此岂孟子之志乎?老子曰:“天下神器,不可为也,为者败之,执者失之。”又曰:“我无为而民自化,我好静而民自正,我无事而民自富,我无欲而民自朴。”又曰:“治大国,若烹小鲜。”今介甫为政,尽变更祖宗旧法,先者后之,上者下之,右者左之,成者毁之,矻矻焉穷日力,继之以夜而不得息,使上自朝廷,下及田野,内起京师,外周四海,士吏兵农工商僧道,无一人得袭故而守常者,纷纷扰扰,莫安其居,此岂老氏之志乎?何介甫总角读书,白头秉政,乃尽弃其所学,而从今世浅丈夫之谋乎?古者国有大事,谋及卿士,谋及庶人,成王戒君陈曰:“有废有兴,出入自尔师虞庶言同则释。”《诗》云:先民有言,询于刍荛。孔子曰:“上酌民言,则下天上施;上不酌民言,则下不天上施。”自古立功立事,未有专欲违众,而能有济者也。使《诗》、《书》、孔子之言皆不可信则已,若犹可信,岂得尽弃而不顾哉?今介甫独信数人之言,而弃先圣之道,违天下人之心。将以致治,不亦难乎?

近者藩镇大臣有言散青苗钱不便者,天子出其议,以示执政,而介甫遽悻悻然不乐,引疾卧家。光被旨为批答,见士民方不安如此,而介甫乃欲辞位而去,殆非明主所以拔擢委任之意,故直叙其事,以义责介甫,意欲介甫早出视事,更新令之不便于民者,以福天下,其辞虽朴拙,然无一字不得其实者。窃闻介甫不相识察,颇督过之,上书自辩,至使天子自为手诏以逊谢,又使吕学士再三谕意,然后乃出视事。出视事诚是也,然当速改前令之非者,以慰安士民报天子之盛德,今则不然,更加忿怒,行之愈急。李正言言青苗钱不便,诘责使之分析;吕司封传语祥符知县,未散青苗钱,劾奏乞行取勘。观介甫之意,必欲力战天下之人,与之一决胜负,不复顾义理之是非、生民之忧乐、国家之安危,光窃为介甫不取也。

光近蒙圣恩过听,欲使之副贰枢府,光窃惟居高位者不可以无功,受大恩者不可以不报,故辄敢申明去岁之论,进当今之急务,乞罢制置三司条例司,及追还诸路提举常平广惠仓使者,主上以介甫为心,未肯俯从。光窃念主上亲重介甫,中外群臣无能及者,动静取舍,唯介甫之为信,介甫曰可罢,则天下之人咸被其泽,曰不可罢,则天下之人咸被其害。方今生民之忧乐、国家之安危,唯系介甫之一言,介甫何忍必遂己意而不恤乎?夫人谁无过,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,过也,人皆见之,更也,人皆仰之,何损于明?介甫诚能进一言于主上,请罢条例司,追还常平使者,则国家太平之业皆复其旧,而介甫改过从善之美愈光大于日前矣,于介甫何所亏丧而固不移哉?

光今所言正逆介甫之意,明知其不合也,然光与介甫趣向虽殊,大归则同:介甫方欲得位以行其道,泽天下之民;光方欲辞位以行其志,救天下之民。此所谓和而不同者也,故敢一陈其志,以自达于介甫,以终益友之义,其舍之取之,则在介甫矣!《诗》云:“周爰咨谋”。介甫得光书,倘未赐弃掷,幸与忠信之士,谋其可否,不可以示谄谀之人,必不肯以光言为然也。彼谄谀之人,欲依附介甫,因缘改法,以为进身之资,一旦罢局,譬如鱼之失水,此所以挽引介甫,使不得由直道行者也,介甫奈何狥此曹之所欲,而不思国家之大计哉?孔子曰:“巧言令色,鲜矣仁。”(35)彼忠信之士,于介甫当路之时,或龃龉可憎,及失势之后,必徐得其力;谄谀之士,于介甫当路之时,诚有顺适之快,一旦失势,必有卖介甫以自售者矣,介甫将何择焉?国武子好尽言以招人之过,卒不得其死,光常自病似之,而不能改也。虽然,施于善人,亦何忧之有?用是故敢妄发而不疑也。属以辞避恩命,未得请,且病膝疮,不可出,不获亲侍言于左右,而布陈以书,悚惧犹深。介甫其受而听之,与罪而绝之,或诟詈而辱之,与言于上而逐之,无不可者,光俟命而已。

蒋志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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